乱世宰相冯道：五代十国的不倒翁，为何千古骂名下藏着圣人功绩？

中国历史上，有一位特殊的男子，他一生侍奉了五个朝代、十一位皇帝，每次改朝换代，他总能稳居宰相之位。他在世时，被誉为“当世圣人”；然而，他去世百年后，却被欧阳修和司马光无情地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斥责其“不知廉耻”。他，就是《太平年》中人称“冯令公”的冯道，五代十国时期的官场“不倒翁”。

千百年来，几乎所有的历史记载都将他描绘成一个没有骨气、见风使舵的政治投机客。但今天，我将带你重新审视冯道的一生，你会发现一个远比“忠奸”二字复杂得多的故事。他是一个在文明即将断裂的至暗时刻，用自己的名节作为燃料，为整个民族守住了最后一盏灯的孤勇者。

五代十国的炼狱：一个文人的艰难求生

要真正理解冯道，我们必须先了解他所处的时代背景。公元907年至979年的五代十国时期，无疑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七十二年之一。究竟有多黑暗？几个数字便能说明。在这七十二年间，中原更换了五个朝代，平均每个朝代的寿命不足十五年。十几位皇帝中，善终者寥寥无几，多数或死于部下之手，或被亲生儿子逼死，更甚者在战场上身首异处。那个时代流传着一句谚语：“天子，兵强马壮者当为之”，直白地说，就是谁的拳头硬，谁就能称王称帝。这不是什么政治理想，而是赤裸裸的丛林法则。

在这动荡的年代，文人如同砧板上的鱼肉。诗词歌赋、经纶满腹都显得苍白无力，一个不悦的军阀便可轻易将你全家灭门。这就是冯道降生的苦难世界。

公元882年，冯道出生于河北沧州。自安史之乱以来，这里便是藩镇割据的核心区域，胡汉混居，民风彪悍，崇尚武力，朝廷鞭长莫及。然而，在这片弥漫着暴力气息的土地上，冯道家族却是个异类——他们世代读书，虽然清贫，却坚守文脉。史书记载，少年冯道身着破衣烂鞋，在茅草屋中苦读经史，窗外喊杀震天，他却充耳不闻。试想，一个在遍地武夫的河北大地上，独自埋首书卷的年轻人。他绝非书呆子，他是在那个蛮荒世界里，刻意为自己打造一副铠甲，只不过这副铠甲并非铁铸，而是由文字锻造。

从谏言被囚到学会“柔道”

冯道仕途的第一站，是作为幽州节度使刘守光的参军。刘守光是典型的五代暴君，他囚禁亲父，逼走亲兄，甚至在幽州自立为帝，建立了短命的“大燕”政权。年轻的冯道尚未习得后来的圆滑。有一次，刘守光头脑发热欲发兵攻打定州，冯道竟敢直言劝谏，指出此举必败。

结果可想而知，刘守光将他投入大牢，差点将其处死。幸好有人劝说“杀读书人不吉利”，冯道才侥幸捡回一命。

这次经历彻底改变了冯道。它让一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明白了一个残酷的事实：在那个时代，对军阀慷慨陈词、以死相谏，并非忠诚，而是自杀行为。你的牺牲改变不了任何事，该打的仗依然会打，该死的百姓仍然会死。要改变世界，你首先得活着。从那一刻起，冯道开始了他的“柔道”。所谓柔道，并非没有立场，而是不以硬碰硬的方式达成目的。水，是世间最柔软之物，却能穿透坚石。冯道决定，像水一样。

避居守孝：明哲保身与心系苍生

刘守光很快兵败身亡，冯道逃往太原，投奔当时北方最强大的沙陀军事集团——后来的后唐建立者李存勗。李存勗识赏冯道的文才，任命他为掌书记，专司起草军事文书。公元923年，李存勗灭后梁，建立后唐，冯道一路升迁至翰林学士、户部侍郎。翰林学士在当时被称为“内相”，是皇帝最核心的秘书班子，冯道至此进入了帝国权力的核心。

然而，接下来的故事颇具深意。李存勗建国后迅速腐化，终日沉溺于与戏子玩乐，朝政一塌糊涂。所有人都察觉到，这个政权摇摇欲坠。冯道此时做了什么？他恰逢父亲去世，立刻请求回乡守孝。表面上看，他是在履行儒家孝道，但实际上，他巧妙地利用这个完美的理由，避开了即将爆发的政治风暴。

你看，这就是冯道。他并非不懂忠诚，而是太懂了。他深知，在一艘正在沉没的船上，与船长一同殉难固然壮烈，却对这个世界毫无意义。他选择跳船，是因为他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回乡期间，冯道做了一件令人感动的事。当时正值饥荒，百姓流离失所。冯道倾尽所有俸禄和家产，救济乡邻。他自己住在破茅屋中，与百姓同甘共苦。甚至有一次契丹军队侵扰边境，冯道被掳走，但他凭借从容不迫的气度，竟然全身而退。你能想象这种心理素质吗？一个文人，被游牧骑兵抓走，旁人吓得瑟瑟发抖，他却能镇定自若，让对方觉得此人非同一般，最终将其释放。

辅佐明君，开创“天成、长兴之治”

李存勗兵变身亡后，后唐明宗李嗣源继位。李嗣源是五代时期少数几个较为开明的皇帝。他重新启用冯道，直接拜为宰相。这标志着冯道政治生涯的第一个黄金时期。

在明宗朝，冯道展现了极其高明的政治手腕。李嗣源不识字，但对儒家学问有着朴素的尊重。冯道便抓住这一点，日日为皇帝讲授历史故事。这不是居高临下的说教，而是通过讲故事的方式，将仁政思想一点一滴地渗透给皇帝。他劝明宗轻徭薄赋，休养生息。在冯道辅佐下，后唐出现了难得的太平景象，史称“天成、长兴之治”。在五代这个战火纷飞的时代，能有几年让百姓喘息的日子，其珍贵程度可想而知。

功高盖世：雕版印刷与“儒家古腾堡”

然而，冯道一生最伟大的贡献，并非担任宰相，而是主持刻书。

公元932年，冯道做出了一个改变中国文明进程的决定。他上书明宗，建议由国家出面，利用雕版印刷术，大规模印刷儒家九部核心经典。这个提议为何伟大？因为在此之前，中国所有书籍的传播都依赖于手抄。手抄意味着书籍价格昂贵，普通人难以企及；也意味着错漏百出，知识在传播中不断失真。南方吴国和蜀国已在使用雕版印刷佛经和辞典，但最重要的儒家经典，依然停留在手抄时代。冯道认为，“国本不能这么脆弱。”

这个工程之浩大令人惊叹，涵盖《易》《书》《诗》《春秋》《礼记》等九部经典及其注疏。从公元932年开始，直到953年才全部完工，整整耗时二十二年。在这二十二年间，中原更换了四个朝代，经历了十位皇帝，战火连绵不绝。但冯道凭借其在每个朝代都屹立不倒的政治地位，死死守护着这个项目，确保无论谁当皇帝，资金不断，人员不散。

北宋大科学家沈括在《梦溪笔谈》中曾写下一段令人震撼的话：“版印书籍，唐人尚未盛为之，自冯瀛王始印五经，已后典籍，皆为版本。” 翻译过来就是：雕版印刷这事，唐朝人还未大规模推行，是从冯道开始印刷儒家五经之后，天下的书籍才全部变成了印刷版。

沈括将中国从“手抄时代”迈入“印刷时代”的功劳，直接归于冯道。这件事的意义无论如何强调都不过分。它确立了儒家经典的标准版本，使得寒门子弟第一次有机会以负担得起的价格获取知识，为后来宋代科举的繁荣、理学的兴起、乃至整个中华文明的知识大爆发奠定了物质基础。从这个角度看，冯道无疑是中国的古腾堡，而且，他比古腾堡早了五百年。

争议的顶点：向异族征服者“屈膝”

现在，故事来到了冯道一生最具争议的部分。

公元936年，后唐内部爆发战乱。石敬瑭为了取胜，做了一件遗臭万年的事：他向契丹借兵，割让了幽云十六州，甚至认比自己小十岁的契丹皇帝耶律德光为父，自称“儿皇帝”。石敬瑭灭掉后唐，建立了后晋。作为后唐宰相的冯道，按照传统儒家伦理，本应殉国，或至少拒绝与石敬瑭合作。但他没有。他接受了石敬瑭的征召，继续担任宰相。

这是后世对他口诛笔伐最甚的原因之一。然而，请你换一个角度思考。此时的冯道已是两朝元老，他身后不仅仅是他个人，而是整个文官集团和无数依附于他的家族。如果他以死殉节，固然能在史书上留下好名声，但代价是什么？代价是他几十年建立的行政体系将土崩瓦解，他保护下的文人、百姓，以及那些仍在刻印中的经书，都将失去庇护。

冯道选择了一条更艰难的道路。他宁可舍弃名节，也要追求实效。

后晋时期，冯道被派去出使契丹。这是一项九死一生的任务，因为契丹人随时可能杀死或扣留使者。但冯道去了。在契丹大帐中，面对征服者耶律德光，冯道上演了一场教科书级别的生存外交。

耶律德光傲慢地问道：“你要是不来，会怎样？”冯道不卑不亢地回答：“我们没有城池没有军队，怎么敢不来呢？”这句话表面上是服软，实际上是坦诚，一个坦诚的人反而让强者放下了戒心。耶律德光又戏谑道：“你是个什么样的老头？”冯道笑嘻嘻地说：“我是个没才没德、又笨又顽固的老头。”耶律德光被逗乐了。在一个崇尚力量的草原君主面前，板着脸讲仁义道德只会招致厌恶。冯道用自嘲化解了敌意，用幽默建立了好感。

耶律德光甚至想将冯道留在契丹为官。冯道并未正面拒绝，反而表现出很乐意留下的样子，将行李搬到了契丹赏赐的居所，毫无急于返回之态。这是一种反向的“欲擒故纵”，可称之为“欲走故留”。你越是不想走，对方反而觉得你无所谓，最终会放你离开。果不其然，耶律德光觉得这位老头没有利用价值，便放他回去了。

这次出使，冯道不仅全身而退，更为后晋争取了宝贵的喘息时间。你说他没骨头？他只是把骨头藏在了肉里。

生死关头的抉择：挽救汉族百姓的“厚德长者”

公元946年，契丹大举南下，灭亡后晋，耶律德光率军占领开封。这是中原文明最恐怖的时刻之一。契丹军队在各地烧杀抢掠，中原百姓面临大规模屠杀的危险。当时甚至有契丹将领建议，将中原汉人全部驱逐，良田改为牧场。

在这个生死存亡的关头，冯道做出了他一生中最惊人的举动。他没有逃跑，没有自杀，而是主动去面见耶律德光。请注意，他见的并非友好邻邦的君主，而是刚刚灭亡他所侍奉政权的异族征服者。

耶律德光见面时问了一句话：“天下百姓，如何可救？”这句话是个陷阱。若回答用仁义救，他会嘲笑你天真；若回答用兵马救，他会认为你在威胁他。冯道给出了一个名垂千古的回答。他说：“此时百姓，佛再出救不得，唯皇帝救得。” 佛祖再世也救不了这些百姓，唯有皇帝您能救他们。

后来的宋朝理学家读到此言，气得跳脚，斥责冯道这是谄媚，将杀人如麻的蛮夷捧为活佛！然而，请你冷静思考，冯道这句话的真正目的是什么？他精准地抓住了耶律德光的心理。耶律德光南下，心怀野心：他不仅想做草原上的可汗，更想入主中原，成为皇帝。冯道此言的巧妙之处在于，它将“救百姓”与“当中国皇帝”画上了等号。你想当皇帝？好啊，那皇帝理应爱护子民。你不能一边想当皇帝，一边又屠杀你的子民。

史书记载，正是由于冯道的这番周旋和劝导，耶律德光打消了大规模屠杀汉族百姓的念头。无数生命因此得以保存。

请你告诉我，在那个时刻，何为“忠”？是追随已亡的后晋皇帝殉死，是为“忠”？还是放下所有的面子与名节，与异族征服者周旋到底，挽救千千万万条人命，方为“忠”？冯道选择了后者。他使用的不是刀剑，而是语言；他倚仗的不是骨气，而是智慧。范文澜所言极是，在“民命倒悬”之际，冯道这种“不知廉耻”的配合，实际上比那些慷慨赴死的忠臣拯救了更多的人。

这便是冯道最深层的逻辑**。他的忠诚对象从来不是某一个皇帝，而是这片土地上的百姓，是中华文明本身。皇帝会更迭，朝代会灭亡，但百姓的生命和文化的根基，绝不能断绝。

乱世的减震器：维系秩序的“不倒翁”

契丹北撤后，刘知远建立了后汉，冯道继续担任宰相。后来，郭威兵变建立了后周，冯道依然是那个站在朝堂上主持政权交接的人。每一次政权更替，旁人或逃亡，或被杀，冯道却总是率领百官迎接新主。他确保了国家机器在最高权力更迭时不至于瘫痪，避免了因权力真空而导致的无政府状态和更大的流血冲突。

你或许可以说他是一个“软骨头”，但我更愿意称他为“减震器”。他用自己的身躯，吸收了政权更迭带来的巨大冲击，使得冲击波传导至百姓那里时，已然削弱了许多。

冯道生命中最后一次刚强，留给了后周世宗柴荣。公元954年，郭威辞世，年轻的柴荣继位。北汉联合契丹趁国丧南侵，柴荣决定御驾亲征。一生都在顺从君主的冯道，这次却拼死阻拦柴荣。柴荣说：“唐太宗打天下尚且亲自出征，我为何不能？”冯道冷冷地回怼：“陛下能比得上唐太宗吗？”柴荣又说：“我以大山之势压碎他们，有何可惧？”冯道再次回怼：“陛下能做得成那座大山吗？”

这是冯道七十三年人生中唯一一次激烈的廷争。一个习惯了“柔道”的人，为何在生命的最后关头突然变得强硬？或许是他年事已高，自觉这是他最后一次行使宰相“刹车”的职能。或许是他深知，在五代这个赌徒横行的时代，将国运押注亲征是风险巨大的行为，赢了固然好，输了便是倾覆。他想要保护这个刚刚诞生、尚且脆弱的后周政权。

柴荣最终没有听从他的劝谏。但历史证明柴荣赌对了，他在高平之战中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而冯道，因这次谏言彻底激怒了柴荣，被排挤出权力中心，派去修筑皇陵。同年，这位在五代政坛屹立三十多年的老人在忧病中去世，享年七十三岁。

“多重忠诚”：千年后的新解

冯道晚年写下一篇《长乐老自叙》，总结了自己的一生。其中一句话值得细品。他自述人生信条是“下不欺于地，中不欺于人，上不欺于天”。你可曾发现，其中并无“忠君”二字。他将道德标准定义为对天、对地、对人的诚实。在他的价值观体系中，君主只是一个暂时的、可变的政治符号，而天地与苍生才是永恒的道德客体。只要对得起天地良心、对得起黎民百姓，侍奉哪个皇帝，根本不重要。

冯道在世时，这种逻辑是被接受的。五代之人都明白，皇帝之位不过是轮流坐的交椅，让一位文人为一个两年即亡的政权殉节，未免强人所难。北宋初年编修的《旧五代史》对冯道的评价也颇为正面，称其为“厚德长者”。

真正的历史翻转发生在北宋中期。随着中央集权的强化和理学的兴起，“忠君”被提升到了绝对的道德高度。欧阳修在《新五代史》开篇便提出“礼义廉耻，国之四维”，随后便将**“不知廉耻”的帽子扣在冯道头上。司马光更是毫不留情，直言冯道是“奸臣之尤”，他做过的所有善举，在“失节”这一大罪面前，都不值一提**。

从此，冯道被钉在耻辱柱上，一钉便是千年。

然而，你有没有想过，欧阳修和司马光为何要这样做？因为他们并非仅在评价冯道，他们更是在为宋朝的臣子立规矩。宋朝核心的政治焦虑是什么？是害怕五代的乱象重演。如何防范？便是将“忠君”这条铁律焊死在每个读书人的脑子里。冯道，便是那个被拎出来的反面教材。他们需要一个反面典型，来告诫天下人：无论何种情况，你都只能忠于一位皇帝，否则便是千古罪人。这不是客观的历史评价，这是政治宣传。

直到20世纪，现代史学家开始以全新的视角审视冯道。最精彩的分析来自著名海外汉学家王赓武。王赓武提出了一个名为“多重忠诚”的概念。他认为冯道并非不忠，而是他的“忠”并非指向某一个具体的皇帝，而是指向儒家文化本身和行政秩序本身。在皇帝不再代表天命的乱世中，冯道通过服务于任何掌权者，来维系儒家官僚体系的运转，从而保护文明的赓续不绝。这被称为“文化忠诚”，它超越了狭隘的“政治忠诚”。我认为这个分析，一针见血，直指本质。

最后的烛火：但知行好事，莫要问前程

冯道的一生，其实回答了一个极其深刻的问题：在一个不道德的时代，你如何做一个有道德的行动者？

你可以选择殉节，以死捍卫自己的道德纯洁。这固然悲壮，却无法改变世界。你也可以选择像冯道一样，将自己的名节作为燃料烧尽，只为在黑暗中点亮一盏灯。他拯救了百姓的生命，他守护了九经的刻印，他维系了最低限度的政府秩序。这些事情，死人是做不到的。

冯道自己曾写下一首诗：“穷达皆由命，何劳发叹声。但知行好事，莫要问前程。”只管做好事，不必去在意自己的名声。

这句话即便放在今天，依然震撼人心。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在一个规则随时可能被推倒重来的世界里，你是选择站在道德高地上指点江山，还是撸起袖子、弄脏双手，去做那些真正能保护人、保护文明的事情？

冯道给出了他的答案。千年之后，或许是时候重新倾听这位“文明的减震器”的故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