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经济学奖

诺奖经济学：创造性破坏，增长的残酷真相？

202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揭示了持续经济增长的底层逻辑：创造性破坏。它不仅解释了技术创新如何驱动繁荣，更揭示了未来增长背后竞争、淘汰甚至社会变革的残酷真相。

诺奖经济学：创造性破坏，增长的残酷真相

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我们现在的生活，与几百年前的人相比，简直判若两个世界？过去，人类社会发展缓慢，几代人的生活几乎一成不变。然而，大约在两百年前，世界经济仿佛被按下了加速键，开始狂飙突进，直至今日。这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秘密？是纯粹的运气？巧合？还是存在着我们未曾察觉的底层逻辑在驱动这一切？

最近，2025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揭晓，三位杰出的经济学家——乔尔·莫基尔（Joel Mokyr）、菲利普·阿吉翁（Philippe Aghion）和彼得·霍伊特（Peter Howitt）——通过他们的研究，为我们揭示了这一谜团。他们的答案，不仅解释了过去繁荣的根源，更预示了未来增长的残酷真相。这绝非那些“你好我好大家好”的温情故事，相反，它充满了竞争、淘汰，甚至“破坏”。

莫基尔：历史深处的“创造性破坏”循环

乔尔·莫基尔，作为一位经济历史学家，其卓越之处在于他从浩瀚的历史长河中，成功地打捞出了一个能让科学突破与实际应用相互促进、形成“自我繁殖”循环的机制。他发现，持续的经济增长，其核心驱动力在于持续不断的技术创新。

新的技术就像层出不穷的新生植物，不断替代那些老去的植被。这就是诺贝尔经济学奖所揭示的，名为“创造性破坏”的本质。

莫基尔特别强调，如果一个社会不能开放地接纳新思想并允许变革发生，那么这种增长就不可能持续。因为创新过程必然会挑战那些既得利益集团，他们的特权会因此受到威胁。

阿吉翁与霍伊特：模型化的“创造性破坏”

诺奖的另一半归属于经济学家阿吉翁和霍伊特。早在1992年，他们便构建了一个精巧的数学模型，用来解释“创造性破坏”机制的具体运作方式。他们的模型指出：公司通过投入资源进行研发，创造新的生产工艺或更优质的产品，进而取代市场上原有的领先者。

经济增长并非凭空而生，而是在不断的创新“创造”与旧事物“破坏”的动态平衡中产生的。它既有“创造性”，因为它建立在创新之上；又具“破坏性”，因为旧产品会逐渐过时，失去商业价值。

在短短一两百年间，人类社会几乎所有方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背后正是这种残酷而高效的机制在发挥作用。因此，我们今天习以为常的“增长”，在历史上其实是一个“异类”。

增长的异常性：从停滞到腾飞

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生活水平代际之间几乎没有变化。即便出现一些零星的重大发现，可能短暂提升生活质量，但这种增长通常难以维持。直到两百多年前，工业革命的到来，彻底改变了这一切。它从英国发端，随后蔓延至全球，使科技创新和科学进步不再是孤立事件，而是进入了一个永无止境的创新与进步循环。

今日我们所谈论的经济增长，远不止GDP数字的简单增加。它涵盖了诸如新药研发、汽车安全提升、食品营养改善、高效供暖与照明技术，以及通过互联网实现全球互联互通等方方面面。这些都是增长带来的实实在在的改变。

然而，这种基于技术发展的经济增长，在人类历史长河中并非常态，而是一个显著的例外。例如，从十四世纪初到十八世纪初的瑞典和英国，其收入曲线时有波动，但总体来看，几乎感受不到明显的增长。期间并非没有创新，但这些发现对长期经济增长的影响微乎其微。莫基尔认为，这是因为这些新思想未能持续演进，没有形成我们今天所见的持续改进和应用迭代。

例如，从十九世纪初至今，英国和瑞典的经济增长图景截然不同。除了如1930年代大萧条等特殊时期，增长成为了新的常态。许多工业化国家自十九世纪初起，每年都保持约百分之二的持续增长。你可能觉得百分之二不多，但这种持续增长意味着一个人工作一生，收入就能翻倍，最终对整个世界和人类生活质量产生革命性的影响。

持续增长的驱动力：有用知识的累积与转化

那么，究竟是什么催生了这种持续的经济增长呢？三位经济学家从不同角度给出了答案。莫基尔通过其经济史研究指出，**持续不断的“有用知识”**是不可或缺的。这种知识分为两部分：

“命题知识”：对自然界规律的系统性描述，解释“为什么某种东西会起作用”。例如物理学、化学理论，揭示水在何种温度沸腾、电为何导电。
“规定性知识”：具体的说明书、图纸或配方，描述“为了让某种东西起作用，你需要做什么”。例如机器组装手册、菜肴烹饪指南。

莫基尔发现，在工业革命前，技术创新主要依赖“规定性知识”。人们知其有用，但不知其所以然。就像古人炼丹能制药，却不明白其中的化学原理。而像数学和自然哲学这类“命题知识”的发展，当时与“规定性知识”缺乏关联，导致难以在现有知识上进行改进。当时的创新尝试多是随机甚至徒劳的，例如永动机或点石成金的炼金术。

然而，十六、十七世纪的科学革命，特别是启蒙运动，彻底改变了这一切。科学家们开始坚持精确测量、受控实验，并要求结果可重复。这极大地加强了“命题知识”与“规定性知识”之间的反馈循环，使得有用知识的积累速率加快，并能有效地应用于商品生产和服务。

典型的例子是蒸汽机，其不断改进得益于对大气压和真空理解的日渐深入。钢铁生产亦然，对氧气如何降低生铁中碳含量的理解，推动了钢材工艺的持续进步。

不仅是理论，更需社会开放与转化能力

然而，仅仅拥有理论知识是远远不够的。新的想法要变为现实，还需要实际的技术知识，尤其是商业知识。缺乏这些，再好的想法也只能停留在图纸上，如同达·芬奇的直升机设计一般。莫基尔强调，持续增长之所以率先在英国发生，正是因为那里拥有大量熟练的工匠和工程师。他们能够理解设计，并将概念转化为具有商业价值的产品，这对实现持续增长至关重要。

除了知识的积累和转化，莫基尔还提出了另一个关键因素：社会必须对改变持开放态度。基于技术变革的增长，既会产生受益者，也会造成失利者。新的发明会取代旧技术，打破原有的结构和工作方式。莫基尔指出，这正是新技术常常遭到既得利益群体抵制的原因，因为其特权受到了威胁。

启蒙运动提升了社会对变革的普遍接受度。像英国议会这样的新制度，不再为那些特权阶层提供阻碍变革的机会。相反，各利益集团的代表有机会齐聚一堂，达成互利共赢的妥协。这些社会制度的改革，移除了持续增长的一大障碍。

有时，“命题知识”也能有效减少对新思想的抵制。例如，十九世纪匈牙利医生伊格纳茨·塞梅尔维斯发现医生洗手能大幅降低产妇死亡率。如果他当时便理解其中原理，并能证明存在能被洗手杀死的危险细菌，他的想法可能更早获得认可并产生更大影响。

攀登创新之梯：阿吉翁与霍伊特的数学模型

莫基尔从历史观察中提炼出持续增长的必要条件，而阿吉翁和霍伊特则受现代数据启发，构建了一个数学经济模型，以展示技术进步如何驱动持续增长。尽管方法不同，但他们都关注相同的核心问题和现象。

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增长表现出异常的稳定性，但在其稳定的表象之下，现实却充满变数。以美国为例，每年有超过百分之十的公司倒闭，同时也有同等数量的新公司成立。在幸存的公司中，每年都有大量就业岗位被创造或消失。这种模式在其他国家也普遍存在。

阿吉翁和霍伊特认识到，正是这种**“创造性破坏”的变革过程**——公司和工作岗位的不断消失与替换——构成了持续增长的核心机制。一家公司，若能推出更优产品或更高效生产方式，便能击败竞争对手，成为市场领导者。然而，其成功反过来又会激励其他公司寻求更进一步的创新，从而超越前者。

他们构建的模型揭示，经济体系中总有一些公司掌握最先进技术。这些公司通过专利获得高于生产成本的利润，形成暂时性垄断。专利提供了竞争保护，但这并不妨碍其他公司创造出新的创新。如果新产品或工艺足够出色，它就能取代旧的，继续向上攀登创新之梯。

研发投入与社会效益的平衡

暂时性垄断带来的利润，激发了公司投入研发的积极性。公司越认为自己能在“梯子顶端”停留更久，研发投入的动力就越强。然而，更多的研发投入会缩短平均创新周期，使得占据顶端的公司很快被推下“梯子”。经济体系中由此形成一种力量平衡，决定了研发投入与“创造性破坏”的速度，进而影响经济增长的速度。

研发资金来源于家庭储蓄，储蓄量受利率影响，而利率又与经济增长率相关。因此，生产、研发、金融市场和家庭储蓄是相互关联的，不能孤立分析。阿吉翁和霍伊特在1992年提出的模型，是首个具有一般均衡视角的“创造性破坏”宏观经济模型。

他们的模型还能分析在自由竞争、无政府干预的市场中，是否存在一个最优的研发投入量，进而实现最优的经济增长速度。先前的模型由于缺乏整体经济视角，无法回答此问题。结果表明，答案并非简单，因为存在两种相互拉扯的机制：

“溢出效应”：公司投资研发，深知创新利润不会永恒。然而，从整个社会角度看，旧创新的价值并未消失，因为新创新是建立在旧知识基础上的。被淘汰的创新对社会的价值往往大于对开发公司的价值。这导致私人公司研发积极性低于社会整体收益。因此，社会可通过补贴研发来获益。
“业务窃取”：当新公司成功取代旧公司时，新公司获利，旧公司利润消失。这被称为“业务窃取”（虽非法律意义上的窃取）。即使新创新仅比旧创新略优，其利润也可能非常可观，甚至超出社会经济效益。因此，从社会经济角度看，研发投入可能过大，技术发展可能过快，增长也可能过高。这便产生了反对社会补贴研发的论点。

两种力量何者占据主导，取决于一系列因素，这些因素在不同市场和不同时期均有所不同。阿吉翁和霍伊特的理论对于理解哪些措施最有效，以及社会应在何种程度上支持研发，都提供了宝贵的洞察。

应对挑战：市场集中度、结构性失业与社会流动性

阿吉翁和霍伊特的研究引发了一系列新的探讨，其中包括对市场集中度（即相互竞争公司数量）的研究。研究表明，市场集中度过高或过低，均不利于创新过程。尽管近年来技术进步前景光明，但增长率却有所下降。基于他们模型的一种解释是，一些公司变得过于强势，占据了主导地位。因此，可能需要更强有力的政策来对抗过度的市场支配地位。

另一个重要启示是，创新必然会产生赢家和输家，这不仅适用于公司，也适用于其员工。高速增长伴随着大量的“创造性破坏”，这意味着更多的就业岗位会消失，并可能导致高失业率。因此，重要的是要支持那些受影响的人，并帮助他们更容易地转移到更具生产力的工作岗位上。例如，通过一种有时被称为“弹性安全”的制度，保护工人而非保护工作岗位，可能是一个正确的解决方案。

这些诺奖得主还强调了为有创新能力的人和企业家创造有利条件的重要性。社会流动性，即一个人的职业发展不受父母社会地位的限制，对持续增长至关重要。

莫基尔、阿吉翁和霍伊特的研究帮助我们理解当前趋势，并应对未来的重要挑战。例如，莫基尔的研究表明，人工智能可以增强“命题知识”和“规定性知识”之间的反馈，从而加速有用知识的积累。

持续增长的悖论与未来展望

显而易见，从长远来看，持续增长并非只带来积极影响。首先，持续增长不等于可持续增长。创新可能带来显著的负面副作用。莫基尔认为，这些负面影响有时会启动解决问题的过程，使技术发展成为一个自我修正的过程。然而，这往往需要精心设计的政策干预。例如，在气候变化、污染、抗生素耐药性、日益加剧的不平等和不可持续的自然资源利用等领域，都需要强有力的政策引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