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中文里的“我”,经常可以不说。吃了吗?去过了。知道了。主语没了,听的人通常也知道在说谁。英语呢?在普通的完整陈述句里,主语通常要说出来。有人研究过,哪些语言常把代词省下来,这件事跟一个地方重不重视个人,有没有关系?

一个语法规则,有可能跟一个社会的价值观对得上吗?这是巧合,还是有什么更深的力量在背后操盘?
今天我想跟大家聊一个让我越想越兴奋的话题——你说的每一句话,可能都是你脚下那片土地的回声。我想顺着一个猜想往下追:地理、气候和农业方式,可能也参与塑造了我们今天说话的方式。
庄稼如何改变人的思维
我们先从一项反直觉的研究说起。
2014年,塔尔赫姆和同事在《科学》杂志上发了一篇论文,标题直接翻译过来就是:中国内部大规模的心理差异,可以用水稻和小麦来解释。他们在六个地方测试了一千一百多个中国汉族学生。结果发现,来自水稻种植区的南方学生,思维方式明显更看重关系,也更倾向从整体看问题。而来自小麦种植区的北方学生呢?更强调独立性,也更倾向把事物单拿出来分析。
他们是怎么测的呢?有一道题给你兔子、狗、胡萝卜,让你挑两个放在一起。兔子跟狗都是动物,这是按类别分。兔子会吃胡萝卜,这是按关系分。样本里,稻作区的学生更常选后一种答案。选哪个都说得通,研究者关心的是一组人更常从哪儿下手。
你可能会说,这不就是南北差异吗?气候不同、纬度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干嘛非要怪到庄稼头上?塔尔赫姆想到了这一点。他专门找了水稻和小麦种植区交界线上的相邻县,两边离得近,以不同作物为主。只看这些边界地区,结果里还是看得到类似的差异。
十年之后,2024年,他在《自然·通讯》上又发了一篇。这次更狠——他们比较了两个地理条件很相近的国营农场,一个被指定种水稻,另一个被指定种小麦。档案和访谈显示,人员分到哪边,近似随机。结果?种水稻的那群人,在几项测试里更常从关系出发思考,也更倾向照顾朋友。研究者推测,这类差异可能在一代人内形成。
这种偏向朋友是怎么测出来的?研究者让受试者设想和别人做生意,再决定给对方多少奖励或惩罚。对方有时是朋友,有时是陌生人,两个人做的事一样。研究者比较的是,只换一个身份,人们会不会给出不同的待遇。

一代人。不是一千年,不是一百年,是一代人。
这意味着什么?至少在这两个农场,种什么庄稼,可能影响人们怎么想、怎么跟人打交道。

灌溉渠织出的人情网络
但为什么?机制是什么?
塔尔赫姆提出的解释,跟水稻和小麦的生产方式有关。种小麦,一家人往往能管好自家的活。一个家庭、一块地、按时播种、按时收割,不太需要跟邻居协调。但种水稻完全不一样。水稻需要灌溉系统,而灌溉系统是公共基础设施——上游放水的时间、下游排水的节奏,必须整个村子协调。按传统耕作方式算,水稻从种到收也比小麦费工。农忙的时候,一家人忙不过来,就得换工互助。你帮我插秧,我帮你收割,整个生产过程就是一张复杂的人情网。
在这种环境下,如果你是一个特别强调“我”的人,如果你总是把自己的利益放在集体前面,你会怎么样?日子久了,别人就可能不愿再跟你换工。你不帮别人插秧,等你需要帮忙的时候,也没人来。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有些稻作村庄格外重视邻里之间的关系。
而小麦种植区呢?要跟邻居协调的事通常少一些。什么时候下种、什么时候收割,一家人更能自己拿主意。
这不只是中国的故事。也有跨国研究发现,历史上水稻种得多的地方,社会规范往往更严格。在日本,研究者还按历史稻作比例比较了各地社交媒体上的用词,也看到了跟中国样本相似的趋势,比如稻作区更常用到表达紧密关系的词。
农业痕迹如何进入语言
现在,有趣的地方来了——这些差异,会不会也在语言里留下痕迹?
语言。
语言不只是交流工具,它是一个文明的操作系统源代码。一个社会常关注什么,说话时会不会也给它留个位置?我们来看几个例子。
第一个特征,代词省略。在中文、日语和韩语里,上下文够清楚的时候,主语都能省。去过了——谁去过了?语境会告诉你。英语在普通的完整陈述句里一般要填上主语。比如下雨了,中文三个字就够了。英语在主语的位置通常得放一个代词,但这个代词没指着哪个东西在下雨。

有研究发现,允许省略代词的语言,跟较低的个人主义评分有关。这类比较里,评分说的是一个社会的大体倾向。就算两个人来自同一个地方,也完全可能一个爱把话说透,另一个常留些话让对方自己领会。后来有人把语言之间的亲缘关系和地理位置考虑进去,发现这个关联主要出现在部分语系,放到全球就不那么稳了。所以,从一个人说话时省不省“我”,还看不出他有多在意集体。
第二个特征,关系词的精细度。中文的亲属称谓分得很细。伯、叔、舅、姑父和姨夫,一开口就能听出是父亲这边、母亲这边,还是因为婚姻结成的亲戚,有时连长幼也分得出来。英语呢?一个单词就全部打发了。你爸的哥哥、你妈的弟弟、你阿姨的老公,全都是同一个称呼。我觉得,这个区别有意思的地方就在于,说话的时候,你自然会注意到哪些关系。
第三个例子,信息怎么排。中文里常先说年、再说月和日,写地址先说省市,名字也常先报姓。英语里写地址常先写门牌和街道,人名也常把名放前头,日期的排法则因地区而异。拿地址来说,一个先给背景,一个常先说眼前要找的地方。这些习惯会影响你先听到什么,至于能不能从中看出两种思维方向,还得另外验证。
母语为思维开出河道
语言学家管这个叫萨丕尔-沃尔夫假说——你的语言塑造你的思维。弱版本的说法是:语言影响思维的倾向性。强版本更激进:语言决定了你能想什么、不能想什么。有些实验支持比较弱的说法。你的母语可以让某些思维路径走起来更顺手。
给你举一个特别有画面感的例子。俄语里,浅蓝色和深蓝色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基础色词,就像中文里“红”和“橙”是两个词一样。英语呢?都叫蓝色,只是前面加个修饰词。实验里,俄语组碰到两块很接近的蓝色,如果俄语把它们归为不同类,辨别起来就比同一类的两块更快。英语组没有出现这种跨类别的优势。让俄语组一边在心里默念数字,一边看色块,优势也消失了。你看,语言里的分类习惯,连我们分辨颜色时都可能用得上。
打个比方。语言在你脑子里挖了一条河道,思维自然会顺着这条河道流淌。你可以逆流而上吗?可以。但你得额外使劲。大部分时候,你根本意识不到自己在顺流——因为河道本身就是你思考的形状。
所以,我想到的是这样一条线。地理会影响你适合种什么,种什么又会影响你怎么跟别人合作。合作的方式,可能慢慢变成一地的习惯。习惯能不能进一步影响语言结构,还要继续研究。语言已经有的分类,又可能反过来影响下一代人注意到什么。
如果这些环节能首尾接上,就会变成一个自我强化的闭环。想象一下,一万年前,你脚下的土地让某种耕作方式成了可能。这个选择的影响经过漫长的时间,也许还能在你今天脱口而出的某些话里听出来。
生存策略没有高下之分
但请注意,我不是在做价值判断。我不是说集体主义比个人主义好,也不是说个人主义比集体主义好。这不是一道选择题。它们是不同的生存策略,对不同环境的适应。水稻区的集体主义帮助人们在高度依赖协作的农业系统中存活下来。小麦区的个人主义帮助人们在独立耕作的环境中最大化效率。没有对错,只有适应。
真正让我觉得震撼的是另一件事——顺着这个思路,还可以换个角度看一些常被归到民族性格里的现象。

比如,在一个邻里常得互相帮忙的地方,声誉就像信用评级。人家愿不愿意下回跟你换工,有时就看你这回怎么做。这样想,面子就有了一层很实际的用途。
再看个人权利。如果习惯了自家田地上的事情自己做主,产权和个人边界的观念就容易理解。至于西方法律中的个人权利怎么发展出来,还得看各地自己的制度历史。
再比如,在一个人情很重要的地方,选人的时候也怕遇到这样的问题:你认识人,我不认识人。让大家考同一张卷子,就能少留一些靠人情通融的空间。我会把它理解成一种可能的自我修正。
你看,从一粒种子到一种考试制度,从一条灌溉渠到一套礼仪规范,中间也许有些值得追问的联系。我们以为文化是被伟大的思想家和哲学家创造出来的,但实际上,文化更可能是被泥土和雨水塑造出来的。我读到孔子讲仁、礼、义,也会想:这些观念跟古人过日子时怎么组织彼此的关系,有没有联系?
全球化难在默认规则
这个框架还能帮我们理解一个更大的问题:为什么全球化这么难?
除了关税、汇率和意识形态,还有一个很容易被忽略的障碍——你我说话时,有些默认的规矩不一样。想象两个人开会。一个习惯了用英语直接说我不同意,觉得自己只是表达了一个看法。另一个在日语会话中习惯了更委婉地说出分歧,可能会把这句话听成针对自己。比如他平时会先说自己同意哪一部分,再提另一个角度。
两边都没有错。但两边都觉得对方有问题。
这就是为什么跨文化沟通如此消耗能量——你不只是在翻译词汇,你是在翻译两套完全不同的认知操作系统。而且这个翻译过程中,最危险的部分不是你听不懂的那些词,而是你以为自己听懂了、其实完全理解错了的那些词。同样是承诺这两个字,有人听成能写进合同的约定,有人听成靠彼此信任维持的保证。字面完全一样,双方心里的分量可能差得很远。

团队共享的认知底层
最后我想说一个我自己作为投资人的观察。我投了三百多个早期项目,创始团队来自各种文化背景。我逐渐意识到,真正决定一个团队沟通效率的,不是他们是否说同一种语言,而是他们的语言背后是否运行着同一套操作系统。
有些团队,创始人来自不同国家,但他们对承诺责任和面子的底层定义高度一致,合作就特别顺畅。有些团队,所有人都说中文,但一个人的认知操作系统是契约优先,另一个人是关系优先,冲突就无穷无尽。
所以,如果你想真正理解一个文明、一个国家、甚至你身边的一个人——不要只听他说了什么。去看他的语言是怎么组织的。有些说话的习惯,自己平时都留意不到。也许顺着它往回找,还能听出一点土地留下的回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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