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耶克百年预言：别再妄想政府能选出下一个“宁德时代”了！

为什么每年有那么多智库报告对未来信誓旦旦地预测，结果却往往大错特错？为什么我们身边很多“政府运筹帷幄”的事件，结局却总是出人意料地拧巴？这并非因为经济学家或官员不够聪明，而是因为一个一百年前就被证明的、人类智慧的“原罪”。

认识“无知”：哈耶克的洞见

这听起来或许有些玄妙，但今天我们要探讨的是弗里德里希·哈耶克这位二十世纪经济学大师的核心思想。他的观点看似简单：人是无知的。正是他对“无知”的深刻洞察，为我们理解2025年乃至更远的未来，全球经济正在发生的大反转，提供了一把几乎是唯一的万能钥匙。

我们正经历一个剧变的时代。曾几何时，我们坚信自由贸易、市场万能，全球化一路高歌猛进。但如今风向已变，美国祭出芯片法案，欧盟着手产业规划，我们身边也处处感受到“国家队”势力日增。这股思潮，我称之为**“建构主义”回潮**。它主张只要足够聪明，掌握足够数据，就能设计出一个完美的社会。

这种宏大设想的根本，在于对人类知识的傲慢和误解。

这种论调是否有些耳熟？一百年前，苏联的中央计划经济也是这么宣称的。而哈耶克在当时就已“唱反调”，直指这种设想的根本在于对人类知识的傲慢与误解。

两种知识：科学知识与特定时空的知识

一个社会中究竟存在多少种知识？我们通常理解的知识，如物理定律、化学公式、历史事件，都能被记录在书本或电脑中，哈耶克称之为**“科学知识”**。这是那些坐在中央办公室、手握报告开会的人最擅长处理的。

然而，还存在另一种知识，哈耶克称之为**“特定时空的知识”**。这种知识无法书写，无法储存，瞬息万变且极其“隐形”。

• 比如，你家楼下菜市场哪家的西红柿最新鲜。
• 哪条小路在下班高峰期相对不堵。
• 工厂里三十年经验的老师傅，能听出机器哪个部件快出问题。

这些“特定时空的知识”分散在每个人的头脑中，每家小店的经验里，甚至每一块土地的习性中。它们无法被统计，也无法被任何一个“中央大脑”完全掌握。

想象一个国家，几十亿人每天发生亿万次的微观选择和调整。如果非要一个中央机构去收集这些知识，去规划每个人的行动，那无异于让一个人记住全球所有交通信号灯的实时状态，并为每辆车规划路线——这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任务”**！

价格机制：实现协作的“电信网络”

哈耶克认为，经济问题的核心并非如何分配财富，而是如何利用这些分散的知识来实现协作。既然知识无法集中，我们如何协作？答案是：价格机制。

他将价格比作一个巨大的“电信网络”。我们去超市购买商品，无需知道白菜的种植者、肥料种类或运输路径，只需关注价格。如果白菜价格上涨，我们可能会少买或选择其他蔬菜。这个简单的价格信号，浓缩了无数人的知识和决策：农民生产成本提高、运输出现问题，或市场需求旺盛。

消费者通过调整消费行为，便自动参与到这场**“知识协作”**中。没有人发号施令，也没有人强制规定，但整个社会资源却在无形中被重新配置，实现了效率最优。

这就是哈耶克所说的**“自发秩序”**。语言、法律、市场——这些伟大的社会结构，并非由某个聪明人设计而成，而是千百万年来，人类在互动、试错、演化中逐渐形成的。这种秩序复杂而精妙，如同自调节、充满生机的森林。

“建构主义”的致命自负在于，他们总想用理性去设计一切，把森林砍掉，建造一个“人工生态园”。

他们自认为可以设定宏大目标，像工程师一样，将社会安排得井井有条。哈耶克警示，这不仅愚蠢，而且危险。因为要强制推行这种人造秩序，必然压制个体，最终导向奴役。因此，哈耶克并非简单的“反政府主义者”，他只是强调人类理性的边界，而对这种边界的无知，才是我们最大的风险。

2025年的“知识僭越”：芯片法案的困境

让我们回到2025年。美国此前推出的《芯片与科学法案》，耗资五百多亿美元，旨在重振美国半导体产业。这听起来雄心勃勃，国家集中力量办大事。然而，从哈耶克的视角看，这无异于一场活生生的“知识僭越”。

华盛顿的政府官员依靠其掌握的“科学知识”——如半导体产业报告、地缘政治分析——来决定哪些芯片厂应建、哪些技术路线应投资。但他们能否了解亚利桑那州某个工厂具体缺乏多少熟练电焊工？当地水资源能否支撑多大产能？这些都是“特定时空的知识”，华盛顿的官员根本看不到，也无法掌控。

结果显而易见：多个受芯片法案资助的大项目延迟交付，成本飙升。原因何在？他们根本无法预见微观层面的“摩擦”。例如，台积电在亚利桑那的工厂就面临当地建筑工人短缺、水资源限制等诸多问题。讽刺的是，法案通过时全球芯片短缺，而现在市场却已开始过剩。决策者根本无法预测市场需求的周期性变化。这正是想用**“科学知识”取代“特定时空的知识”**的典型失败案例。

一旦政府资金介入，政治逻辑便凌驾于经济逻辑之上。芯片法案附加诸多“社会目标”，如要求企业提高员工托儿福利、提高工会工资、甚至禁止回购股票。

一家芯片公司的核心任务本应是技术创新、控制成本、制造更优芯片。现在却不得不分散精力去满足这些与核心业务无关的要求。这不仅抬高了生产成本，更扭曲了企业的经营目标。为了补贴，企业不得不迎合官僚而非市场。

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中警告：一旦经济决策被政治化，资源配置便不再取决于效率，而是政治博弈和利益集团的压力。这几百亿美元的投入，很可能挤压原本可流向创新型软件、生物技术等新产业的私人资本，不仅浪费资金，更扼杀了真正的创新机会。

畸形的繁荣：《通胀削减法案》与“哈耶克时刻”

再看《通胀削减法案》，其名义是遏制通胀，实则却是美国史上最大规模的绿色能源产业政策。政府投入巨额补贴，意图重塑整个能源市场，仿佛给绿色能源项目打了一针兴奋剂，人为提高了它们的投资回报率。

但哈耶克会指出，这人为扭曲了“相对价格”。消费者偏好何种能源？何种技术长期更具竞争力？这些本应由市场决定。然而，政府一旦补贴，许多原本不具竞争力的项目瞬间变得有利可图，导致资本一窝蜂涌入。

这种繁荣，犹如海市蜃楼，异常脆弱。

2025年，随着高利率环境持续，以及对未来政策不确定性的增加，许多当初因补贴而吸引的清洁能源项目被取消或无限期推迟。这并非小数目，而是数百亿美元的项目，数万个工作岗位随之消失。

这便是经典的**“哈耶克时刻”！当人为的支撑因素（如补贴）一旦动摇，被扭曲的价格信号瞬间失效，市场就必须经历痛苦的清算。那些仅因补贴而显得有利可图的项目，瞬间沦为巨大的“错误投资”**。这就像修建了一座无人居住的大厦，最终成为烂尾工程。

此外，任何大规模的政府补贴都将引发**“寻租”行为**。能源公司、汽车制造商，甚至与绿色能源关联不大的企业，都企图分食IRA的蛋糕。这正如公共选择理论中“非法私酒贩与浸信会教徒”的联盟：表面上追求环保这一崇高目标，背后实则是各利益集团的算计。这种由政治分配资源的方式，注定低效且易滋生腐败。

所以，哈耶克早在很久以前就敲响了警钟：不要妄想政府能比市场更聪明地“选出赢家”。每次政府尝试如此，最终往往是选错了赢家，或者干脆制造了一堆“输家”。

反垄断、货币幻觉与周期性危机

关于**“反垄断”**，莉娜·汗领导下的美国司法部和联邦贸易委员会掀起“新布兰代斯主义”浪潮，认为亚马逊、谷歌等大企业本身即是问题，无论它们是否损害了消费者利益。

然而，哈耶克对“竞争”的理解截然不同。他认为，竞争并非教科书中的“完美均衡”状态，而是一个动态的**“发现过程”**。企业通过不断创新产品、降低价格、提供更优服务来争夺消费者。大型企业之所以壮大，往往是因为它们在这个发现过程中表现更出色，找到了更有效组织信息或物流的方式。

哈耶克会质疑：反垄断究竟是为了保护“竞争”，还是为了保护“竞争者”？如果为了保护低效的中小企业，人为制造所谓的“小而美”市场结构，不惜拆分大企业、限制并购，那实则是在打断市场的“发现过程”。这等于用官僚的主观判断替代消费者“用脚投票”的结果，最终损害的只会是消费者利益。

当然，哈耶克还专门讨论了**“钱”的事——货币幻觉**。过去十几年，全球经历了“钱便宜得跟白捡一样”的日子，央行实行零利率、量化宽松。哈耶克指出，这种操作如同给经济体注射兴奋剂，他称之为**“奥地利商业周期理论”**。

当央行人为地将利率压低，使其低于由社会储蓄和风险决定的“自然利率”时，它便向企业家发出了错误信号：钱真便宜啊！ 人们误以为社会储蓄充裕，资本充足。商人于是投资那些原本根本不赚钱的项目，例如建造大量数据中心、进行超复杂的AI研发、大规模投资房地产。这些项目周期长、资金需求大，哈耶克称之为**“高级生产财”**，因为它们离最终消费者尚有十万八千里。

当前的人工智能（AI）热潮，是不是与此如出一辙？表面一片繁荣，大公司疯狂砸钱投入AI基础设施，动辄数百亿美元。

但哈耶克会问：这些庞大的数据中心、昂贵的芯片、复杂的模型，最终能否创造出与投入相匹配的价值？如果未来的消费者需求不足以支撑现在的高昂投入，那么这些“高级生产财”都将变成巨大的**“错误投资”**，如同2000年互联网泡沫时废弃的海底光缆。一旦这种错配被市场发现，巨大的资本毁灭和行业萧条便不可避免。

美国的商业地产危机也是典型案例。长期低利率时期，开发商和投资者被误导，过度投资办公楼和商业综合体。如今利率攀升，加之远程办公普及，写字楼空置率飙升，估值暴跌。银行账面堆积大量不良资产，这正是当年廉价货币酿成的恶果。

中国楼市、贸易壁垒与数字极权主义

再看中国。过去十几年，通过银行体系的信贷扩张，大量资金涌入房地产和基建，这无疑也是一种**“错误投资”**。政府为遏制泡沫划出“三道红线”，急刹车刺破泡沫。然而，泡沫破裂后，政府并未让市场自行消化，反而出台“限跌令”，阻止房价下跌。哈耶克会说，阻止价格下跌就是阻止市场自我出清，不让烂尾楼降价甩卖，不让开发商破产重组，库存就无法消化，经济复苏也将无限期拖延。

更甚者，针对科技、教育等行业的突发性监管风暴，其**“人治”而非“法治”**的特点，极大打击了企业家的信心。政策说变就变，谁还敢投资？这种不确定性导致私人投资萎缩，民众更愿储蓄自保，最终形成通缩螺旋。

令人担忧的是，国际市场这个本该是全球协作“自发秩序”典范的领域，如今也受到政治力量干扰。美国及一些国家设置关税壁垒、发动贸易战，简直是直接攻击国际价格体系。哈耶克指出，关税人为改变相对价格，将扭曲资源配置，迫使本国生产不具成本优势的产品。短期内或许创造了部分岗位，但长期看，却大幅提高了整个社会的成本。

那些“看不见的代价”，才是最沉重的。

就像十八世纪法国经济学家巴斯夏所言，你只看到了受保护的国内钢铁工人，却未看到因钢价上涨而破产的汽车零部件企业，更未看到消费者为更高价商品买单。所有国家，最终都是受损方。

还有欧盟的《德拉吉报告》，报告正确指出欧洲在创新和生产力上的落后，但其药方却是“更多联合借债，更多产业政策”。这完全是哈耶克所说的**“致命自负”再现。欧洲问题恰恰在于过度监管、僵化的劳动力市场和高昂的能源成本等人为障碍**。它需要的不是一个超级技术官僚机构来规划未来产业，而是去除束缚，让市场恢复活力。

最后，我们来探讨一个既科幻又现实的挑战：数字极权主义。

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云技术发展，一些人认为，“中央计划”过去失败是因为算力不足、信息不全。但如今有了超级AI、实时传感器，政府是否就能解决哈耶克所说的“知识问题”了？他们甚至幻想一个“赛博共产主义”的未来。

但哈耶克会告诉你，没门！ 无论AI多强大，它都只能处理数据。而哈耶克所说的**“默会知识”**，无法被编码输入电脑。它存在于人的行动中，存在于骑自行车时的平衡感里，存在于老农民对土壤和天气的直觉判断里。这种知识，AI永远无法完全掌握。

更重要的是，创新是不可预测的。AI基于历史数据训练，无法预测那些从未发生过的、颠覆性的创新，就像它无法预测iPhone的诞生，也无法预测互联网的出现。

市场价格不仅是信息工具，更是激励机制。在缺乏私有财产的系统里，个体没有动力去发现新知识，也没有动力去纠正错误。AI再强大，也无法取代这种基于产权的激励。

而即将到来的**“央行数字货币”（CBDC）**，更是哈耶克的噩梦。哈耶克当年主张货币应“非国家化”，让私人发行货币，通过竞争遏制政府滥发货币的冲动。但CBDC恰恰相反，它赋予国家对每一笔交易的绝对监视和控制权。

数字货币的可编程性意味着什么？它意味着政府可以设定你的钱如何使用、在哪里使用，甚至多长时间内必须花掉。如此一来，货币便从自由交换的工具，沦为社会控制的工具。这不正是哈耶克所警示的**“通往奴役之路”**吗？只不过这一次，“快车道”搭上了数字时代。

所以，朋友们，2025年的世界，确实像是在两个时代之间徘徊：一边是科技日新月异，赋予我们前所未有的工具；一边是政治思维倒退，重回上世纪三十年代那种对国家力量的迷信。

无论是美国的芯片补贴，欧洲的产业规划，还是我们身边的各种宏大工程，大家都在试图用“理性的设计”驾驭这个复杂世界。但哈耶克一百年前就告诉我们，这种**“致命的自负”**，最终只会导致资源错配、不健康的繁荣，以及不可避免的痛苦清算。

哈耶克的思想，并非要我们无所作为，而是要我们保持一种深刻的谦卑。真正的创新和复苏，永远诞生于那个分散的、试错的，拥有稳固产权保护的自由市场之中。

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我们最大的危险，不是无知，而是对自己的无知一无所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