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能否开启黄金时代？解读技术革命的五阶段循环

多数人或许以为，科技的进步理应带来更稳定的社会与更美好的生活。然而，现实却常常事与愿违。以当下炙手可热的人工智能（AI）为例，它以惊人的速度发展，估值一路飙升，英伟达、OpenAI等公司更是成为科技界的宠儿。但这种表面的“非理性繁荣”，是否正是我们难以迎来真正黄金时代的症结所在？

这并非危言耸听，而是历史规律的昭示。卡洛塔·佩雷斯在其著作中，清晰阐述了技术革命与金融资本之间长达两百多年的复杂循环。从蒸汽机到互联网，每一波技术浪潮都遵循着相似的轨迹：爆发、狂热、泡沫破裂，最终才能迎来一段相对稳定的黄金时代。

周期伊始：爆发期的“热恋”与“创造性破坏”

整个循环的第一阶段，佩雷斯称之为“爆发期”或“热恋期”。这就像新科技的“大爆炸”，一个革命性的创新横空出世。可以回溯到1771年阿克赖特在克罗姆福德建立的水力纺纱厂，抑或是1908年福特T型车的下线，再到1971年英特尔推出微处理器，这些时刻都像一道闪电划破长空，预示着新时代的到来。

“在爆发期，金融资本与新兴的生产资本如胶似漆，你侬我侬。金融资本提供资金，生产资本则将技术从实验室带入市场，转化为盈利产品。”

此时，嗅觉灵敏的金融资本，如同发现了新大陆，迅速抛弃了回报率低下的旧产业，争相涌向这些潜力无限的科技新贵，渴望从中获取超额利润。金融资本与生产资本在此阶段紧密结合，前者提供资金血液，后者负责将技术从概念变为现实。早期的运河、铁路，以至后来的互联网，都是在这种碎片化、私营主导的模式下，从无到有地发展起来。

与此同时，这一阶段也伴随着剧烈的“创造性破坏”。新科技如同推土机般，轰隆隆地瓦解着旧有的产业结构，财富中心随之转移。硅谷的崛起取代底特律的辉煌，曼彻斯特取代传统手工业，这些都是新旧事物交替、社会财富重新分配的生动写照。对于那些未能及时转型的旧产业工人而言，这或许是一场生存危机；而对于拥抱新科技的人来说，这无疑是通往财富新大陆的通行证。

失控的狂热：金融与实体经济的“脱钩”

然而，这种“热恋”的甜蜜很快就会演变为失控的“狂热期”。一度在爆发期尝到甜头的金融资本，开始变得傲慢自大，认为赚钱不再需要实体经济的支撑。它们沉迷于创造各种复杂的金融工具，如衍生品、期货，将赌局的规模无限扩大。

“在狂热期，金融资本彻底与实体经济脱钩，在自己的‘赌场’里自娱自乐。资金不再流向创造价值的生产环节，而是被用来炒作那些看似美好实则空洞的新概念。”

这不禁让人联想到2000年的互联网泡沫。此时，“过度投资”成为显著特征。市场情绪高涨，盲目地建设超出实际需求的基础设施。19世纪40年代的铁路狂热，人们恨不得将地球铺满铁轨；20世纪90年代的光纤泡沫，大量光纤被埋入地下却鲜有人用。这些看似浪费的投资，虽然给当时的投资者带来了巨大灾难，促使无数公司破产，却也吊诡地为后来的黄金时代留下了极其廉价的基础设施遗产。试想，若无当初那股“非理性”的狂热，何来今日四通八达的高铁网络和互联网骨干网？

然而，狂热的另一面，是日益扩大的社会不平等。炒作“纸面经济”的金融家和科技新贵赚得盆满钵满，而普通民众，尤其旧产业的工人，则日益贫困。这种贫富差距不断扩大，最终将导致社会矛盾的激化，直至无法承受。狂热期最终以“泡沫化”收场，资产价格脱离现实，最终在“击鼓传花”的投机游戏中走向破裂。

痛苦的转折点：清算与制度重塑的关键

泡沫破裂之后，我们便来到了整个周期的“转折点”。这并非轻松的阶段，而是“清算”时刻。1929年的大萧条、2000年的科技泡沫破裂、2008年的金融危机，这些事件不仅是简单的市场修正，更是系统性的结构危机，整个经济系统仿佛被按下暂停键。

佩雷斯指出，这个转折点是从“安装期”过渡到“部署期”的必经之痛。社会在经历大病之后，开始反思过去奉为圭臬的“常识”，例如过度去监管、极端个人主义等是否真的正确。社会站在抉择的十字路口：是继续沉溺于不稳定的“赌场经济”，还是痛定思痛，改革制度，将技术重新引导回服务实体经济的轨道上来？这个时期可能漫长，持续数年甚至数十年。例如，第四次技术浪潮的转折点，便发生在经济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佩雷斯认为，我们当前正处于第五次信息技术浪潮漫长的转折点之中。

协同期：重塑结合，迎来真正的“黄金时代”

如果社会能够成功完成制度重构，我们便能迈入第三个阶段——“协同期”，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黄金时代”。

在协同期，遭受重创并受到国家监管的金融资本，重新与生产资本结合，并接受更低但更稳定的回报。它不再是那个只追逐“钱生钱”的赌徒，而是蜕变为服务实体经济的“打工仔”，通过为实体经济的扩张提供资金获利，这便是“重新耦合”。

“技术得以全面部署。狂热期过度建设、如今变得极其廉价的基础设施，辅以新的社会安全网，使技术能够惠及所有人，真正地造福社会大众。”

这才是真正的“繁荣”。回顾1950至1970年代的战后繁荣，那是一个典型的“正和博弈”时期，商业利润与社会福祉实现同步增长：人人有工作，生活水平普遍提高，一片欣欣向荣。

成熟期：黄昏下的躁动与新一轮的序幕

然而，美好的时光终将迎来终结。任何事物都有其生命周期，技术革命也不例外。黄金时代最终会进入第四个阶段——“成熟期”，即所谓“黄昏”。

在成熟期，技术逐渐达到市场饱和，生产率增长放缓。企业不再侧重于革命性创新，而是通过并购、优化效率来维持利润。这如同运动员过了巅峰期，虽仍在赛场，却难再突破自我。

“在成熟期，金融资本再次躁动不安，厌倦了成熟技术带来的低增长，开始寻找下一个‘大事件’。”

资金流向新兴市场，或投资那些看似激进的新技术。这标志着新一轮“约会”的开始，金融资本再次为下一次“大爆炸”搭建舞台。

佩雷斯一个深刻的洞见在于，狂热期的“赌场经济”并非完全无序或系统漏洞，它实则具有“必要性”。若无狂热期的“非理性繁荣”，那些庞大、高风险的基础设施，如早期的铁路网、电力网以及后来的互联网骨干网，根本无法在短时间内获得足够资金。泡沫，实际上是资本主义在特定时期，强制性地为社会“安装”通用技术的一种特殊方式。

历史的押韵：过往浪潮的昭示

历史不会简单地重复具体事件，但它会在模式上“押韵”。回顾前四次技术浪潮，无一例外地遵循着“大爆炸、泡沫、崩盘、黄金时代”的剧本。

1. 第一次工业革命（水力与机械化）：1771年水力纺纱厂的“大爆炸”，1790年代的运河狂热导致泡沫，1797年大恐慌随之崩盘，最终迎来了维多利亚时代的早期繁荣。
2. 第二次浪潮（蒸汽与铁路）：1829年“火箭号”蒸汽机车成功，1840年代的铁路狂热引发泡沫，1847年大恐慌后随之崩盘，再现维多利亚时代的繁荣中期。
3. 第三次浪潮（钢铁、电力与重工程）：1875年卡内基钢厂开业，1890年代的结构性危机导致泡沫破裂，之后是欧洲的“美好年代”和美国的“进步时代”。
4. 第四次浪潮（石油、汽车与大规模生产）：1908年福特T型车下线，1920年代的“咆哮”是狂热泡沫的顶峰，1929年大崩盘后是漫长的大萧条和二战。然而，正是在痛苦的转折点中，罗斯福新政与福利制度得以建立，才催生了1950至1970年代的“战后繁荣”黄金时代。第四次浪潮完美诠释了转折点的力量：制度改革使得工人能购买他们生产的产品，社会进入“大众消费”时代，汽车技术价值才被真正验证，开启了黄金时代。

我们身处何方？AI究竟是新序幕还是旧续章？

那么，我们现在正处于何种境地？我们正身处第五次浪潮：信息与电信时代。它的“大爆炸”发生在1971年英特尔推出4004微处理器。安装期从1971年持续到2000年，硅谷崛起，经济数字化。随后便是1990年代的互联网泡沫，光纤和服务器的过度建设，典型的狂热期。紧接着，2000年科技泡沫破裂和2008年金融危机，两次大崩盘接踵而至。

根据佩雷斯的模型，2000年和2008年的崩盘，本应标志着我们向“协同期”，也就是黄金时代的过渡。然而，我们却陷入了一个充满不稳定、不平等和投机性金融的漫长转折点。为何如此？

制度惯性是一个重要原因。我们当前的许多制度、法规仍是工业时代的产物，无法适应全球化、数字化的当今世界。税收制度、全球治理、社会契约等都滞后于技术发展。用20世纪的框架管理21世纪的数字经济，无异于牛车追高铁。

另一个原因是金融的主导地位。2008年金融危机后，各国央行推行量化宽松，大量印钞。这虽稳定了资产价格，却也人为地支撑了金融资本，使其得以继续与实体经济“脱钩”，延长了“赌场”行为的寿命，推迟了健康的重新耦合。因此，佩雷斯认为，我们正处于一个“依赖语境的部署”阶段——技术已准备好引领黄金时代，但社会政治框架却严重缺失。

这引出了一个当下最关键的问题：人工智能，究竟是第六次技术革命的序幕，还是第五次信息技术革命的“回光返照”或“续章”？

一些人认为AI是“通用目的技术”，能颠覆一切，如同蒸汽机和电力。他们相信AI是第六次革命的“大爆炸”，当前AI热潮是新泡沫的起点。但佩雷斯及其支持者持不同观点，他们认为AI是信息通信技术革命的完成与延续，是微处理器技术发展的必然结果，属于第五次浪潮的部署期乃至成熟期。

如果AI确属部署期，我们就不应以“安装期”的逻辑对待它，任由投机和狂热横行。相反，应以“协同期”的逻辑：加强监管、方向性引导，将AI整合到实体经济中，提升医疗、教育、绿色能源等各领域的生产力。

当前AI市场的估值，比如英伟达、OpenAI等，高得如同2000年互联网泡沫时期。佩雷斯承认这种复杂性，并警告，若无适当制度引导，金融资本可能将AI变为新的赌场，在老化的信息技术范式内制造“次级泡沫”，导致再次崩盘，却无法带来广泛增长。除非，我们能引导AI解决气候变化、医疗健康等“真实”问题。

走向何方：政治抉择与“数字时代罗斯福新政”

佩雷斯最终的结论是：黄金时代并非技术自然发展的产物，而是一个政治成就，是社会各方共同努力的结果。技术仅提供了财富的潜力，但财富的分配、社会的稳定，都取决于我们的社会制度框架设计。

她描绘了一个理想的愿景：建设一个“智能、绿色、公平、全球化”的社会。

• 智能：充分利用ICT和AI，使消费转向数字产品，优化资源利用，如智能电网、精准农业。
• 绿色：这不仅是环保口号，更是巨大的经济引擎。“绿色增长”能为信息技术生产资本提供大规模需求，解决“需求饱和”问题，形成健康的正反馈循环。
• 公平：减少不平等既是道德要求亦是经济要求。大规模生产需要大众消费，信息时代需要“大众创造力”和健康社会。贫富差距过大，将扼杀社会对新技术的真实需求。
• 全球化：ICT革命本身就是全球性的。我们需要全球性的制度管理税收、环境和劳工标准，而非倒退至保护主义。

为实现这些愿景，我们需要一场“数字时代罗斯福新政”，包括：

• 绿色税制改革：将税收重心从劳动转移到资源或污染上。
• 全民基本收入（UBI）：补贴那些非市场但有社会价值的工作，维持社会需求。
• 全球金融交易税：抑制金融资本的“赌场”行为，为全球南方的绿色转型提供资金。

佩雷斯理论严峻地指向一点：我们正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过去二十年的挣扎，并非社会衰退的信号，而是我们被困在两个时代之间的痛苦。我们手握21世纪的技术，却仍用20世纪的规则，如同驾驶超级跑车，方向盘却已失灵。

“她的框架告诉我们，仅仅依靠市场解决不了问题。金融资本在‘安装期’若任其发展，即便创造技术奇迹，也会制造一个极不平等的怪物。只有当国家介入，明确方向性，才能驯服这头野兽。”

“绿色黄金时代”是完全可能的。技术，如AI、可再生能源、全球互联互通，都已准备就绪。资金也充裕，只是目前还在“赌场”里空转。真正缺乏的，是构建“社会安全网”和“监管护栏”的政治意愿。这才是促成“协同期”开花结果的关键。若不能建立这样的框架，我们很可能滑向长期的停滞和冲突，白白浪费信息革命带来的巨大潜力。

历史昭示，转折点终将结束。问题是，它会以黄金时代的降临收尾，还是以文明的倒退告终？这个选择权，属于我们每一个人。